书摘三百八十四

　　印光我是犯了“二绝”的苦恼子。二绝就是：在家为人子绝了后代，出家为人徒也绝了后代，这是二绝啊。说苦恼就是，我本生在读书人的环境里，从来没听到过佛名，而只知道韩(愈)、欧(阳修)、程(颢、颐)、朱(熹)反佛的说法，一群盲目跟风的人把他们奉为标准，我更是狂妄超过他们百倍。幸好十多岁总是病怏怏的，后来才知道前人所说的，并不值得效法(我没有跟过老师学习，始终是由兄长教导)。早先数年，我的兄长在长安，没有机会。光绪七年(1881年)我的兄长在家，我在长安(家去长安，四百二十里)，就在南五台山出家了。先师以为我总是有点蓄积的，说出家可以，衣服须要自己准备，只给我一件大衫、一双鞋，不过住房吃饭，不要钱罢了(此地苦寒，烧饭种种都要亲自做)。后来不到三个月，我兄长来寻找，一定要我回家向母亲告别，再来修行才可以。我知道是骗我的，但是在道理上讲不容我不回家，一路上所说的话，都是假话，我母亲倒也无所谓。第二天兄长对我说：“谁教你出家，你就可以自己出家吗?从今放下这事，否则一定痛责。”我只好骗他，于是在家住了八十多天，不得机会。一天我大兄去探亲戚，我二哥在场中晒谷，须要去看守，恐遭到鸡的践踏，我知道机会来了。在学堂占卜了一个《观音课》说：“高明居禄位，笼鸟得逃生。”于是偷拿了那僧衫(先是我兄长要改那僧衫，我说这万万不可改。如果寺院那边派人来，要原物还他，就没事。否则恐怕要打官司，那麻烦不小，所以保存下来)，和二百钱离家而去。到我师父那里，还怕我兄长再来，不敢住，过一夜就走。我师父只送我一元洋钱，当时陕西人还没有见过洋钱。钱店不收，首饰店当作银子换了八百文，这就是我得到师父帮助的。

　　到湖北莲花寺，讨了一件最苦的事做(打煤炭、烧四十多人喝的开水，日夜不断。水须自己挑，煤渣也须自己挑出。因为还没有受戒，能让住宿，已经算慈悲了)。第二年四月副寺回去，库头有病，住持和尚见我诚实，让我照应库房，银钱算帐，住持和尚自己管。我初出家，见“杨岐灯盏明千古，宝寿生姜辣万年”的对联，以及《沙弥律》说盗用常住财物的果报，心里很害怕。凡是整理糖食，手上有粘有气味的，都不敢用口舌舔食，只是用纸擦干净而已。“杨岐灯盏”的意思是，杨岐方会禅师，在石霜圆禅师会下作监院，夜间看经，自己另买灯油，不将寺院常住灯油自己私用。“宝寿生姜”的意思是，洞山自宝禅师(宝寿是他的别号)，在五祖师戒禅师会下作监院，五祖戒有寒病，应当用生姜红糖熬成膏药，以备经常服用。侍者前往库房求这两样东西，监院说：“常住公物，怎么可以私用，拿钱来买。”戒禅师就让拿钱去买，而且很认可这个监院。后来洞山住持缺人，有人请戒禅师推荐他所了解的人做洞山住持，戒禅师说：“卖生姜汉可以。”《禅林宝训》卷中，五十四、五两页，有雪峰东山慧空禅师，“答余才茂进京会试，求脚夫力书”，大意是：我虽然是住持，但仍然是一个穷禅和。这个脚夫是属于常住，还是属于空?属于常住，就是偷盗常住;属于空，就是空的一无所有。何况阁下进京求功名，不应该在三宝中求帮助，因此而造成大家都获罪。即使在其他寺院求取，也应该谢绝而莫取，才是有福报的前程啊。

　　近世俗僧多有把钱财用在结交徒众俗家。我一生不愿结交，不收徒弟，不住持寺庙，自光绪十九年(1893年)到普陀山，作一个吃饭的闲僧(三十余年，未任一职，只随众吃一饭)。“印光”二字，绝不写在为人代劳的纸上，所以二十多年很安乐。后来因为高鹤年骗去数篇零稿，登在《佛学丛报》上，尚且不用印光的名。到民国三、五年(1914～1916年)后，被徐蔚如、周孟由打听到了，于是私下征集搜索，在京城排印《文钞》，(民国七年1918年)从此每天有书信往来，都是专为别人忙碌了，结果有谬听人言，求皈依的，也不过随从他的信心而已。富人我也不求他出功德;穷人我又怎么能大为周济呢?光绪十二年(1886年)进京，我师父也没有一文钱赐给我。后来因为道业没进步，所以不敢奉上书信。到民国十七年(1891年)师父圆寂，而各位师兄弟各行其志，所以四十年来，关于出家的同门，没有写一个字的信，与一文钱的东西寄来。

　　至于我家，那是光绪十八年(1892年)有同乡从京城回家，我就敬奉一封信，拜托他亲自送去。否则没有办法可以寄送，当时还没有邮局，而且不在方便通畅的大路(今虽有邮局，若无人承转，亦无法可寄)。第二年来南方，消息完全不能通了。到民国十三年(1924年)一外甥听别人说起，于是来山上相访，才知道家门已绝后了，而由本家的孙辈过继(此事对于我来说是幸事，因为后来不会有败坏先人之德的人了。即使有过继的，也不是我父母的直系子孙啊)，所以也不与他们通信。因为民国以来陕西的灾难最重，如果与他们通信，他们如果来南方，那将怎么安排处理?没有地方可以安顿，让他们回去，须要花数十元，他们的来去，毫无益处，岂不是反害了他们?所以前年为郃阳赈灾，只汇钱到交县，不敢提到我的家乡(我村距县四十多里)，如果提起，那要害死许多人啊。今春真达师因朱子桥(近二三年，专办陕赈)来上海，与三、四位居士凑了一千元，请子桥特意派去赈济我的本村。西村也不在内，然而数百家，一千元也没什么大作用。因此就有要来南方的，一位商人是我宗族的外甥，与我来信说：有某某要来南方相访的，怎么回答?我说你如果能照应，让他满意，就很好。否则极力说明来去的辛苦，并且无益有损的害处，才不致于害死他们啊。这事是真师的一番好意，并未细想那么多，而且又没有与我说，等我知道，事已成了，无可挽回。

　　听说数十年前，湖南有一位大封翁(被封典的富翁)做寿，预先宣布每人给钱四百。当时正是冬闲的时候，乡下人有数十里远来领这个钱的。他的管理者不善管理，人数聚集几万，慢慢的一个一个散发。排在后面的，因为饿极了拚命向前挤，因乱挤而死的有二百多人，还有受伤的，不知多少。官府亲自镇压不许动，死者每人给二十四元，棺材一只，领尸体而去。老封翁见大家都是惊惶错愕，一问才知道就叹一口气而死了，没过几天他儿子在京城做官死在城京中。所以无论什么事，先须要预防坏习惯，我难道不关心我家我村吗?是因为力不能及，所以不开这种先例才有益无损啊。

　　灵岩寺早先只上十个人，大家因为姚某的病，就方便他住在寺中，这事怎么可以成为先例?那个寺年岁好，所收的租金不上千;不好，那又要减少，此外没有别的收入。近三年因为有皈依徒，知道灵岩寺是真办道的，每次有委托打念佛七的，能稍为得到一点补贴，所以住二、三十人，但我绝不对灵岩寺有所求。灵岩寺的各位师父，常有供奉父母牌位于念佛堂的，报国寺代我校对书的德森师，和他的朋友了然师(现亦在报国)都因为孝思，各自供奉亲人的牌位在灵岩寺。我是绝不提这种事，我如果说起，他们固然欢喜之至，以为我有这个举动，就好像有争功及自私的意思。何况从未见过面，只是凭你一封信而皈依，就可以在这里养老吗?如果是这样那么凡是皈依的穷苦人，都求我养老，我手中如果能拿出金钱谷米，那也不是不愿意，可惜我没有这样的道力，怎么能行这个大慈悲的事呢?以前福建的黄慧峰，常以诗相寄，稍微有一点文字的信，我就要回信，他又要求皈依(与我年岁相等)，后来又要出家，我极力陈述在家修行的好处。他自诩为发菩提心，实际是求清闲，为儿孙减少养老费啊。而且他的语言很坚决，我说：“我在人家寺里住三十年，一个身体已经觉得多了。何况你又来依我出家，你决定要来，你来我就下山。为什么呢?我自己还顾不过来，怎么能顾及你呢?”他从此永不来信了。可知前面说的道心，是为子孙求利的心，不是真有道心啊。(文钞三编卷二·复邵慧圆居士书一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