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儒家之教化。亦即孔子（552 B.C.～479 B.C.）言教之传统思想。一般以儒家、儒学、儒教三者为同义词，而儒、释、道并称为‘三教’之说，由来已久。盖儒家有祭天、拜祖、祀孔等宗教性活动，于传统社会中产生极大之功能；历来大儒如董仲舒、韩愈、康有为等，亦致力于将儒家变成儒教。儒家修己治人之伦理说，含有浓厚之政治思想。其思想中心为‘仁’，广义言之，仁为一切德目之总称；狭义而言，仁即爱人。仁与义、礼、智、信，合为五常，又称五德。孔子在春秋时代末期，曾周游列国，欲匡正渐趋败坏之政治与道德风气，游说诸侯效法尧、舜、文、武，力行仁政，恢复西周时之社会秩序，其思想、教说详载于论语。战国时代，孟子承袭孔子之学说，力倡仁义之道，省察人内在之本性而主张性善说，阐扬善德本性之王道论。荀子则倡言性恶说，认为必须以圣人所制定之教化、礼仪，约束人之行为，使其向善。其后，奏始皇焚书坑儒之举，则对儒家及其他学派构成打击。

　至汉代，武帝采董仲舒献策，独尊儒术，于建元五年（136 B.C.）设置诗、书、易、春秋、礼等之五经博士，五经遂成为政治阶级之必学科目。故汉代以降，至于清代，儒家之思想传统为王朝礼制有力之支柱，亦为国人生活之轨范。董仲舒有关阴阳五行、灾异，及天人感应等思想，则导致原有儒学之变质。汉儒因研究经典，又产生两派对立之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，当时通行之隶书所辑录之经书称今文经，西汉中期陆续发掘之先秦古籍则为古文经。后汉儒者致力于注释经典，以训诂功夫探究经文真义，一扫今文学家阴阳谶纬之说，此一风气延续至唐代。东汉末年，郑玄注释群经，以古文经为本，兼采今文经，集经学之大成，而成为一代大师。魏晋之世，士人重视老、庄、易之玄理，称三玄学，产生将老子与易经合论之风气，解释儒典时亦受老庄思想所影响，如王弼注周易，何晏作论语集解等，均富含老庄思想色彩。至南北朝时，儒学有南北之分，北学以徐遵明为代表，著有春秋义章三十卷；南学以皇侃为代表，著有礼记义疏五十卷、论语义疏十卷等。

　至唐代，孔颖达等作五经正义，多采南学之义，为统一南北经学之作，成为科举考试之标准本。历南北朝、隋、唐之世，佛道二教兴盛，儒教势力趋弱。韩愈崇信孟子，撰‘原道’一文，力陈先王之道，欲建立儒教之道统观，以对抗佛道二教。其思想可谓开启宋代儒学之先河。宋代儒学称宋学、道学、理学、理气学、性理学、朱子学、程朱学、新儒学等，瞩目宇宙本体论与心性问题，并由理与气之形而上与形而下，讨论修身为人之道，以期确立人类之道德伦理。对于传统儒学而言，宋学添加宗教性与哲学性，所述之理、心性、宇宙问题等，皆为先儒所罕言；虽欲中兴儒学，抵制佛道二教，然无形中已蹈袭佛、道之理论及方法，尤受佛教华严、禅宗思想，及道家之天道观等影响，故一方面强烈批判他教之说。另方面亦与他教之说调和。周敦颐首开理学之风，着太极图说，明示宇宙万物由太极本体衍生，人为万物之灵，具五行善性，适当之发挥即为仁义。继之，程颢、程颐、张载等阐扬理、气之学，成为北宋理学三派。南宋朱熹集理学之大成，主张‘道’属形而上，无形无影，乃抽象之原理或概念；‘器’属形而下，有情有状，为具体之事物。又‘理’为形而上之道，乃生物之本；‘气’为形而下之器，乃生物之具，故主张‘理、气’二元论。此外，以大学、中庸、论语、孟子合为‘四书’，着四书集注，四书之名由此而起。陆九渊反对朱子学说，提倡‘心即理’一元论。元代儒者金履祥、许衡等，崇尚程朱之学。明代王守仁承袭心即理学说，创立阳明学派，与朱子之说抗衡。

　至清代，儒家欲探究孔学之真貌，纷纷扬弃宋学，而从事考证、训诂等工作，成为当代学术之重心。顾炎武首开风气，阎若璩、胡渭等承此征实之风，以严谨之考据批判朱子学。其时考证学者辈出，对经典义理之阐明颇有贡献。然考证之学，每以一字一句之考据工夫作基础，长久发展之下，缺乏探讨整体思想之性质，无法建立其独立之思想系统，乃至被讥为‘支离破碎’之学。

　至近代，思想界亦有排孔、尊孔之论诤，民国初年康有为于上海组织孔教会，主张定孔教为国教。另一方面，在五四运动全盘西化之口号下，儒家思想备受严苛之批判，而部分儒家学者则将儒学解释为一种人文宗教，试图挽救江河日下之儒家道统价值。然社会结构随时代而变迁，以往传统儒教之社会条件，业已逐渐消失，势难再恢复昔时具有宗教功能之角色。惟近年来，海内外之中国哲学界，于西洋文化之强烈冲击下，面临整体文化总反省之时刻，对传统儒家、儒教之价值乃有重新诠释、评估之倾向。此外，在当代新儒之典型人物唐君毅、牟宗三、张君劢、方东美、钱穆、徐复观等人之孤愤为学，会通中西哲学之精神，致力阐扬儒家哲学，而肯定儒家思想价值之下，颇能起振二十世纪震荡衰颓之儒家道统于一时，且激发新一代之风气，此即当今士林所谓之新儒家。然至此，古昔用以规约人伦之儒教，亦已丕变为一种指导哲学生活之精神信念。［人文主义与宗教（牟宗三）、新原道（冯友兰）、中国哲学辞典（韦政通）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