戒杀只是消极善行，放生才是积极善行。

　　沙弥慈心救活群蚁，夭折命运顿时改变。

　　能够既戒杀又放生，当然功德也会倍增。

　　“放生”典出于大乘佛经，盛行于中国内地，西藏亦然，也流传于日本和邻近的韩国与越南等地。放生的活动，是基于众生平等的慈悲精神以及轮回生死的因果观念，所谓“吃它半斤，还它八两”，如果能够既戒杀又放生，当然功德倍增，此等感应灵验的事例史不绝书。

　　《杂宝藏经》卷四记载：有一沙弥的师父见他七日之内寿命将终，要沙弥返回俗家，七天之后再来，但没有说明原因。他在返家的路上看到一处池塘缺口，池水灌入池边的蚁巢，众蚁慌张夺路逃生。但是蚂蚁逃生的速度哪有池塘缺堤那么快速?眼看无数蚂蚁即将淹死，沙弥就用自己的袈裟包上土，把池塘缺口堵住，救活了所有的蚂蚁。过了七天，沙弥在俗家玩得无聊，又回到他师父跟前。师父一见觉得惊奇，问他这几天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沙弥以为师父说他犯了戒做了坏事，非常恐惧，答说什么也没做。师父是罗汉，即用天眼观察，知他是做了一件小小的好事，那就是救起被淹的蚂蚁。后来这位沙弥转夭为寿，得以长命终老。

　　放生的根据，最为佛教徒所熟悉的有两部经。一是《梵网菩萨戒经》，其中提到：“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，是故六道众生皆我父母，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。一切地水是我先身，一切火风是我本体，故常行放生，生生受生。若世人见杀畜牲时，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，常教化讲说菩萨戒，救度众生。”另一部《金光明经》卷四《流水长者子品》，也提到有关释迦世尊往昔行菩萨道的一段记载：当时世尊名叫流水长者子，有一天他经过一个很大的池沼，时逢天旱，而且有人为了捕鱼，把上游悬崖处的水源堵塞，使得池中水位急速下降。长者子眼见上万大小鱼类濒临死亡边缘，又无法从其上游决堤引水，于是为了救活鱼群，不得已向当时国王请求派二十只大象，用皮囊盛水运到池中，直到池水满足，并且饲以食料，方才救活这些鱼群。

　　《梵网戒经》是放生的理论依据，《金光明经》则是开设放生池的依据，其他大乘经如《六度集经》卷三有放生记载，而玄奘三藏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九也讲到雁塔的故事。传说在中印度摩揭陀国有一个小乘的寺院，住着若干小乘比丘，他们本来不禁三种净肉(所谓三种净肉，是指不见为己杀、不闻为己杀、不疑为己杀的肉类)。有一天一位比丘没有得到肉，正好有一群雁从天空飞过，他就向雁群祷告说：“今日有僧缺供，大菩萨你应该知道时间了。”雁群应声自动坠地而死，比丘本来不信大乘，不相信雁是菩萨，所以用戏言来调侃大乘，想不到那一群雁就是菩萨显现而来感化他们的。小乘比丘惭愧不已，互相传告，“这是菩萨，何人敢吃?从今以后，应依大乘，不再食三种净肉”，并且建塔营葬雁体。

　　可见，放生是从戒杀而衍生的，也可以说戒杀的进一步必定是放生。戒杀仅是止恶，是消极的善行，放生救生才是积极的善行;如果仅仅止恶而不行善，不是大乘佛法的精神。因此在中国，从北齐萧梁以来便提倡断肉食、不杀生，且放生的风气也从此渐渐展开，从朝廷以至民间，由僧众而至俗人，都以素食为尚。历代政府为了表示推行仁政，年有数日也定期禁屠;而从中央以至地方，或者为了祈雨禳灾，也都有放生禁屠之举。如梁武帝就曾下诏，禁止屠杀生命以祭祀宗庙;梁代慧集比丘自燃两臂，游历诸州，以乞化所得赎生放生;隋天台智顗大师发起开筑放生池，为被放的鱼类讲《金光明经》和《法华经》，又购买各类粮食饲予鱼鳖;陈宣帝时，敕国子祭酒徐孝克撰写《天台山修禅寺智顗禅师放生碑文》，这是中国有放生池及放生会记载的开始。此后由唐至宋及明，无不盛行放生。如唐肃宗时，刺史颜真卿撰有《天下放生池碑铭并序》。宋朝的遵式及知礼两位大师，也极力提倡放生。明末莲池大师云栖袾宏，是历代高僧之中提倡放生最积极的一位。他在《竹窗随笔》中有《如来不救杀业》《食肉》《斋素》等文，又在《竹窗二笔》中写有《衣帛食肉》《戒杀延寿》《放生池》《医戒杀生》《因病食肉》等篇，在《竹窗三笔》中也有《杀生人世大恶》《杀生非人所为》《人不宜食众生肉》等文，鼓励戒杀放生。除了素食的文字之外，他也写了《放生仪》及《戒杀放生文》，以备大众于放生时对所用仪式有所依准。在现代人中，有弘一大师书、丰子恺画的《护生画集》计六册;另有一位蔡念生运辰居士，一生提倡戒杀放生，他编集了历代有关动物也有灵性和感应的故事成为一书，名为《物犹如是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