佛教于日本钦明天皇十三年（522）输入日本，而该国对于佛学之新式研究，则至明治十年始开端绪。一八二六年，英人荷吉森（B.H. Hodgson, 1800～1894）一篇题名‘尼泊尔及西藏的语言、文学和宗教撮记（ Notices of the Language, Literature and Religionof Nepal and Tibet）’之文章，将丰富的梵语圣典之现存情形公诸于世，其后，梵语圣典之发现、收集与研究，乃在西欧展开。佛教巴利文、梵文原典之出版与翻译亦随之兴起，近代日本即承此风气，直接透过印度原典来研究佛学。明治时代（1868～1911）之佛学界，除了史学、哲学之研究方向外，亦重视言语学及文献学的研究。此一时期，影响日本佛学界最钜者，当推南条文雄、村上专精、高楠顺次郎三人。当时，以佛学研究为中心之佛教系大学逐渐设立，而远赴西域发掘资料，或至西藏求法之事迹亦屡见不鲜。日本近代佛学研究之基础，于焉奠定。

　进入大正时期（1912～1925），使佛学研究大放异彩者为木村泰贤、松本文三郎及佐佐木月樵等三人。其次，东京大学‘印度哲学’及京都大学‘佛教学’讲座之设立，由于师资与研究设备之合乎水准，乃使佛学研究跨入一崭新阶段。而此一时期虽仍保持明治期着重原典研究之倾向，然已不再以小乘三藏及有限的大乘原典之解读为满足，而有意广泛把握佛教之本质，故中国之汉文佛教文献与日本撰述之各种经典重获重视，并且着手整理出版此类三藏圣典，遂有‘大正新修大藏经’等之编辑。

　到了昭和前期（1926～1944）之佛学界，最杰出之学者首推宇井伯寿、铃木大拙、和■哲郎等三人。此期由于渡边海旭之奔走，向各佛教系大学负责人建议，而创立以研究佛教为目的之全国性学会─日本佛教学协会（一九四九年更名‘日本佛教学会’）。此外，此期对佛教文献之整理出版方面，有汉文大藏经、巴利文三藏之翻译刊行。而有关佛教史之研究亦有突飞猛进之势，其中大部分系以中国佛教史为主，故此期可谓为中国佛教及佛教史研究之全盛时代。昭和初期活跃于学坛之学者有长井真琴、常盘大定、荻原云来、赤沼智善、望月信亨等多人。而昭和后期（1945～），学德俱尊，居佛学界之领导地位者，则为金仓圆照、山口益与宫本正尊等人。一九五一年在宫本正尊之倡议与领导下，成立‘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’，促进了日本佛学学术机构之横面交流，并透过该学会与日本学术会议保持联系。此期，学界对综合研究、分工研究方法之重视与日俱增。而在经济推动文化之情况下，铃木学术财团应运而生，遂有一九五五至六一年‘西藏大藏经’之刊行。

　战后，佛学学者有花山信胜、结城令闻、水野弘元、中村元、关口真大、冢本善隆、横超慧日、安藤俊雄、佐藤哲英、芳村修基、牧田谛亮、藤吉慈海等多人。及至最近，日本佛学界学者研究之动向，大抵以译注古来未译为中文之佛教原典，及原典文献之研究整理为主。其中以中村元、长尾雅人、山田龙城、前田惠学等人最著名。迄今，日本所发行之佛学杂志很多，纯学术性之佛学研究代表性杂志有：印度学佛教学研究、日本佛教学会年报、铃木学术财团研究年报等。此外尚有多种研究纪要、学报等之刊行。［近代日本佛学研究的发展（林传芳）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