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物简介：
星云大师：台湾佛教界宗师。
刘 长 乐：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。
我们有什么可自卑的呢
刘长乐：曾经有人提出，我们到底该用谁的方式生活？现在，这确实是一个需要全社会深入思考的问题。
星云大师：谁都不能代替自己。
刘长乐：是的。就像在海外的华人一闻到中国菜的味道就会难以自已；就像在国外见到神闲气定、身着对襟长衫的中国老者，总会油然而生亲切和感动；就像大年三十鞭炮齐鸣的时候，我们无论在哪里，都想要奔回家去吃妈妈包的饺子一样——这些渗透骨髓的冲动，其实都是传统文化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悄然留下的印记。
正如佛说“人人皆有佛性”，其实每个中国人都有一颗中国心。只是，当我们在车水马龙的都市里仓促奔走，在灯火绚烂的繁华街头寂寞徜徉的时候，常常会因迷惑而忘记了自身的价值。
肯德基真的就比佛跳墙好吃吗？拳击真的比太极好看吗？西服牛仔真的比长衫舒适吗？为什么我们会如此轻易地认同陌生人而摒弃自己？
星云大师：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我们有什么可自卑的呢？倘若不能重视自己的文化，我们不就是那个守着万贯家财还喊饿的孩子吗？
刘长乐：几年前，中国京剧院在北京一些大学里演出时，打出了这样的广告：“同学们，吃惯了比萨饼、麦当劳，不妨也品味一下中国茶吧！”
京剧与中医、武术、国画并称为中国的“四大国粹”。半个世纪前，那些名角、“头牌”在演出时，往往万人空巷，一票难求。而在当今，年青一代往往对本土传统文化弃之如敝屣，对带洋字的文化则趋之若鹜。难怪台湾诗人余光中痛惜地说：“当你的女友改名为玛丽时，你怎能送她一首《菩萨蛮》呢？”
星云大师：人间的许多文明都曾经历过历史的大风大浪，物是人非，是常情，但也令人感到悲哀。
刘长乐：当人们把羸弱当成常态，往往连强悍的勇气都丧失了。还有些尚有斗志的人，不但没有在颓废的大环境中揭竿而起，反倒陷入更深的自怨自艾甚至歇斯底里之中。由于没有客观地认识自己失利的原因，所以也就不能准确地找到问题的根源，徒有“光复”的决心，却未必能得偿所愿。
中国人这场“文化认同危机”的总根源，就是在追求“现代性”的过程中，撼动了民族文化的根基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是“不得不在文化的根基处，即观念体系和制度体制方面进行西方化的改革”。
说到这儿，我想说，在国内外，我见过许多成就颇高的华人文化艺术大师，这些人往往是一袭中式对襟衣裳，神情淡定，举止儒雅。那种华人特有的气质和风度，令人倾倒。我深信，文化就是一举手一投足中所流露出的秘密，这些生命与文化的密码，是任何形式的全球化都无法消弭的。
在冲突中学习
刘长乐：我们有很多“说”的节目，《锵锵三人行》、《有报天天读》以及《时事辩论会》等等。我们的员工说：“真理越辩越明，有时也会越辩越晕。”因为有些争论没有绝对的对与错、黑与白。在剑拔弩张中，最值得敬重的资质还是忍辱负重、和缓妥协，那是后退一步的胜利。
星云大师：佛教里有一种“辩经”练习，通过辩论加深对佛法的理解。重要的不是讲什么、怎么讲，而是创造一个大家都能讲的机会。
刘长乐：《时事辩论会》是正反两方辩论，保持多元化话语空间，强调不同，还有直播网民互动的优势，打破“一个声音”的现状。所以这个节目在中国现有的新闻语境中，是一次大胆的尝试。
在日本前首相小泉执政后期，官方和民间的中日对话渠道几乎都关闭了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日本朝日电视台的制作人看了我们的《时事辩论会》，提出要跟我们辩论。这种新的对话方式，在中日关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。于是在2005年8月9日，中日双方举行了第一次电视辩论《破局之辩——中日热点大交锋》，应该说有些火药味。次年又举行了第二次中日辩论会，讨论后小泉时代问题。辩论气氛更为理性，中方嘉宾没有再出现激愤情绪，更没有手指对方的场面。
日本NHK（日本广播协会）买下了《时事辩论会》全年的节目。根据日方的反馈，该节目的收视率在其外购节目中是最高的。
每段历史都是人的创作。在很多历史的关键点上，一念可以定乾坤。所以，我们更要有心怀历史的价值观。
星云大师：对于立场、意见不一样的人，其实我们应该心生欢喜，因为他们是我们最好的逆增上缘。天下是大家的，不必要求每一个人都和自己一样；世界是嘈杂的，当我们因各种原因而放弃直接沟通时，就难免横生误解。既然我们生活在千万众生共沐的阳光世界里，又为何将自己的心灵禁锢在历史的阴影里，只见扁舟不见海呢？
刘长乐：就全球视野来看，古老的希腊文明是第一次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果实，悠久的中华文明也是在黄河文明、长江文明等多种文化的冲突交融中产生的。可见，不同文明的共存与冲突是维持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。哪个民族具有文化包容的气量与博采众长的智慧，哪个民族就能持续进步。
星云大师：在冲突中学习，冲突也会变为动力。最怕的是一潭死水。
刘长乐：1999年，“凤凰”跟拍过一个独行去西藏的新西兰年轻人迈克，做出一期专题片《迈克眼中的西藏》。我们还与英国狮子集团合拍了非常精彩的专题片《中国》。慢慢地，我们找到了和西方人合作的一些秘诀。他们拍片子的角度跟我们不一样。按我们传统的模式拍《中国》，一定会从若干个大方向入手，譬如地大物博、人口众多、历史悠久……西方人则是从具体的一个家庭、一个蒙古包、一个人切入，重视形象思维，还偏爱演绎的方式，找演员装扮秦始皇、郑和等历史人物，营造出时光倒流的真实感。最近，有一位英国制片人提出跟“凤凰”合拍“中国改革开放30年”这一专题，我们同样也强调通过具体的人、事、物来表现。这就是融合学习的过程，是电视报道形式上的革命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媒体的作用是“解气”，后来是“解惑”，现在就是“解闷”、“解放”了，最重要的就是“个性回归”，强调人的价值。人的价值很具体，不是集体主义，是一个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人。
